发展历史

1944年2月，在敦煌莫高窟设立了保管、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员工仅十余人，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开始了敦煌石窟的清理、调查、保护、临摹等工作。

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人员有较大发展，下设保护、美术、考古、资料、办公室等组室，实施了石窟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开展了石窟资料的全面调查、石窟艺术、考古、佛教内容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1984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由院党委、院务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分别主管院内的党务、院务、科研工作。院党委下设党委办公室，院部下设行政办公室、人事处、保卫处。学术委员会兼办科研处的工作。专业部门有石窟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编辑部、摄录部、接待部等。另外，在兰州设有分院。

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创业始，经过几代人艰辛的工作，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献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都有辉煌的业绩。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遵循"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开创了新局面，各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2017年1月，甘肃省文物局下属的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被整体移交敦煌研究院管理。敦煌研究院的管理范畴进一步扩大。

2017年5月，在庆祝“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国家一级博物馆授牌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敦煌研究院成功晋级，成为国家文物局第三批新增的34家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两名成员7。

机构领导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

有着“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先生。这个早年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只因为在异乡偶然见到伯希和整理的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图录，惊叹之余，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来到敦煌。是他于1943年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8。

作为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在这里呆了几十年，直到晚年他不得不调回北京。但敦煌显然融入了他的生命，他视莫高窟为“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总是落款“客寓京华”。生命的最后，他还叮嘱儿女要好好研究敦煌。“敦煌守护神”——这5个字就镌刻在常书鸿先生的墓碑上8。

段文杰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这位四川人，几乎和常书鸿前后脚来到异乡敦煌。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前后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多个第一。他所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称得上传世之作。可如今，他也走了8。

1984年，经甘肃省委、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常书鸿任名誉院长，吴坚为首席顾问。

1998年4月始，樊锦诗任院长，党委副书记为孟繁新,段文杰为名誉院长，吴坚为首席顾问，副院长为马正乾、刘会林、李最雄。

下设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保卫处、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资料中心、编辑部、摄影录像部、接待部、学术委员会。全院职工有248人， 其中研究馆员8人、副研究馆员16人、馆员51人。

这一时期，实施整体、综合、科学保护，增加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拓宽了敦煌石窟研究领域，不仅继续深入研究佛教内容和艺术，而且研究了石窟时代、历史，及壁画中社会文化与艺术的各种专题。此外，还建立了博物馆（即陈列中心）；敦煌石窟开始对外开放，与国内外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创办了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刊布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是集保护、研究多种业务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由于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5月24日，敦煌研究院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9。

2016年3月，张先堂、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2019年5月25日，敦煌研究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宣布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马世林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苏伯民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