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背景

签名法币

签名法币赢得统战人心

1946年盛夏，国民党空军的5位飞行员走进新街口的一家冷饮店，发现里间一张桌子旁坐着的两人十分面熟。这不是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吗？飞行员们对共产党主张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非常敬佩，早就想见见中共代表周先生，不想在这里巧遇。他们推选一位叫林雨水的飞行员作为代表，一同前去面见周恩来。林雨水对周恩来说：“我们都是归国华侨，是回来参加抗战的，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可是国民党又要打内战，我们都不愿意。”周恩来客气地给他们让座，并说：“为了实现和平民主，我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国，解放区也有许许多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希望你们有机会到解放区看看。”谈话进行得愉快而随和，5位飞行员很想请周恩来签名留念，但因为身上都没有带笔记本，只好从口袋里掏出5张全新的500元法币，请周恩来在上面签字。周恩来欣然应允，掏出笔在法币上写下了“周恩来”3个字。

这次偶遇，让5位飞行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同时也坚定了他们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决心。内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他们都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空军。在香港，林雨水进入了中央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11月9日，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职工发动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驾机从香港飞回大陆。驾驶中央航空公司525号客机的正是林雨水。

当年底，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席间，周恩来说：“让你们那位带着亲属一起起义的同志坐到我的身边来。”林雨水高兴地起身向周恩来走去。周恩来立刻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像老友重逢一样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到底到解放区来了。”

中航

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总资本为国币1000万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占 45%。1933年4月，飞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双方合约期满，12月续签新约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减为 20%。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1947年5月起，刘敬宜任第11任总经理。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间，始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给予它的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它航空公司。

央航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为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2月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总资本为国币300万元，分 3000股，中方认购2000股，德方1000股。1933年8月资本增加到510万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1年7月，中德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同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的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为中央航空公司。同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陈卓林为总经理。

两航困局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 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当时两航的动向对国民党军事运输乃至整个国共双方的战场形势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

1949年春天，国共双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我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权退踞重庆、成都，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机反扑。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航也陷入了困境。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于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总经理率主要部门机航组等则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又迁到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

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1

策动起义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发现刘、陈总经理尚在犹豫不定，处于十字路口，粟裕司令员指出，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为此，中共华东局便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从此，周恩来副主席经常检查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指导工作。1949年7月，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吕明同志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亲自向他们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党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陈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9月初，吕明和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核心小组进行了分工，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中航对总经理刘敬宜做争取工作的同时，开展做中层人员的工作，通过中层骨干所掌握的业务部门和系统，以行政渠道的合法形式推动执行，为面上的工作开展提供了隐蔽性。这些中层骨干，有党的工作基础，爱国、事业心强，具有专业技术特长，深受上层信赖，与基层关系密切，形成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配合核心小组，以下促上，争取刘敬宜总经理，促使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央航的情况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中层，形成合力，控制全局的。对央航的策动工作，开始主要是对上层和基层做工作。吕明、查夷平到港后当天就会见了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并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欢迎陈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在广州解放前后的有利形势下，陈卓林谨慎地向本公司上中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的工作。但出乎陈的意料，在上中层及飞行人员中遇到不少阻力。央航召开基层骨干会，研究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策略。在陈卓林总经理的直接授意下，央航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逐步把上、中、下三层力量凝聚一起，成为统一行动的领导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2